鲁迅到日本去留学带去了什么？
1902年秋天，清国留学生们初到东京时，曾经盛极一时在日本求学的清国留学生协会，不久就因“同人不协而解散”。当时的一个会章，概括了这个留学生组织为什么会灭亡的原因：“自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九日本文部省下照会清国驻日公使，禁止清国留学生就学命令，于是本会全体会员决义，誓死对抗……如有背盟卖会者，即行除名”。(《神州日报》1903年8月21日)这些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，后来被称作“戊戌六君子”的杨深秀与杨锐的儿子杨度、夏寿田等，以及后来成为著名的皖系军阀的段祺瑞、蒋百里等人，他们与那些日后在民主革命浪潮中投身于孙中山的“民主革命”的留学生不同。他们选择了日本这条“半殖民地半封建”(毛泽东语)的“温和”的改良主义的道路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们作为“资政监造”，留日学习“西学”以“富国强兵”。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，日本在1902年制定并实行了“亲交办法”，即对“清国留学生”采取诸如减免学费、增加官费贷款、放宽入学条件等一系列优待“亲善”政策，鼓励中国学生赴日留学。
1903年，第一个留日官办法政大学诞生，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培养中国的“现代职业官僚”。这些现代意义上的“准公务员”，被日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称作“建设国家的人才”。在日本，这些“准公务员”们接受的是“实用”的“西方”式教育，其中包括政治、法律、经济学和现代化军事等科目。而这些西方科目，又都是日本明治政府为它所挑选的“东洋典范”。为了“便于学习”和“便于管理”，这些“准公务员”们被要求全部住校，并且不许与“有碍学业”的人交往。1907年法政大学设立专门部后，还实施了严格的“选科制”。从日文名称中“法政”这个词来看，这些官费留学生最初是“学习法律”的，但这所日本官办大学在设立之后，却一直着力于“培养建设国家的专才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在日本学习的中国人，目的不是为了掌握“西洋近代法学”去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和事业，而是为了“回国”做官。他们中间很多人最后果真充当了“建设国家的现代官员”。
以1909年成立的“中国留日学生维护会”为例，这个被当时舆论称作“专为维持留日学生权益而成立之团体”是“专为设法援助留日学生，并谋学生团体之进化及增进互相之联络起见”，但实际上它却是由日本政府支持的。这个团体在日本政府“为设立于东京府内学校学生等有所援助起见”而专门实行的一项“支援”政策的结果。至于被中国政府称作是一批“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”，则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日本接受过“法律”训练，一旦他们回到中国，就要在中国模仿日本而建立的“司法”系统当中，担当“司法”工作。
在清末，中国留学生多学习的是“西方”的“社会科学”，其目的不是为了建设中国，而是为了维新和变革中国。但在民国以后，特别是从1925年开始，中国留日学生开始迅速增长。这时的中国留日学生，主要都是学习日本式的“西方”技术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“建设官员”和“军事将领”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特别是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放弃了对日本式的“西方”技术的兴趣而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。但是，日本也输出了大批“中间人才”给中国。这一事实，不能因日本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而予以否认。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所扮演的这种“中间人”的角色，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。